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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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不止一次想，假如我不成为一个黑社会，我会成为什么？每次我都会想很久，很久没有答案。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除了成为黑社会还能成为什么？但有一次，我在一张郊区小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有几个作家在开研讨会，里面有一个我熟悉的名字。我就想，如果我后来不成为一个黑社会，或许也可以弄个作家当当。我当时还真是这样想的，因为报纸上那个作家我很熟悉。

　　有一年，我在建筑工地干活，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伤了腿，每天打着石膏躺在床上。那个熟悉的作家就坐在身边的一张小饭桌上写作。他几乎每天都在写。有时，他写完了，也给我看。我看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也想写了。我腿上打着石膏，可手什么事也不耽误，真就写了几篇。作家看了我写的那几篇东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脸也红了，鼻尖也冒汗了，他是个很爱紧张的人，这没什么，他还喜欢脸红，这也没什么，他鼻尖上冒汗就出问题了。我们互相了解对方，比了解自己更了解对方。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们都可以去投稿了。后来我们就真的投了稿。那时投稿很简单，贴一张四分钱的邮票，稿子就寄出去了。我们等了两个月，天天看那张四开四版的小报，想看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名字。结果没有。他每天等报纸时焦灼的样子常常让我误会，以为用不了几天他的名字就会登出来，而我最终会名落孙山。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也等了两个月，那张报纸上始终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不想等了。因为两个月后，我的腿伤就好了，用不着再等下去了，又上了建筑工地的脚手架。

　　……出事后，我最开始蹲在县里的看守所，后来又被拉到市里的看守所，无论在哪个看守所，我都没想到过我是一个黑社会，直到有一天二中院正式宣判，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黑社会了。我成了黑社会，又被判了重罪，说实话，直到判决书下来，我才感到黑社会是这么可怕！听到这个宣判，我当时就傻了，差点晕过去，后来，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地开始往下流。我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那时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提前过了一年多的准监狱生活。我以为以后的监狱会比看守所更加难以忍受，更加生不如死！既然是生不如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这个屌样，连看守我的民警都看不起！他说又不是判你死刑，哭天抹泪的干什么？我说，还不如判个死，一枪崩了我省心！他就说，像你们这样的，崩你们还浪费枪子呢！死了跟活着没区别。他这样说，我就更是肝肠寸断。我心想，我爹死了，我娘也被我气死了，我儿子死了，老婆也跟别人跑掉了，我又成了黑社会，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民警看我还是哭，就照我屁股踢了一脚，说，知道你是后悔了，可后悔也晚了，当初你干嘛去着？你他妈要是不加入黑社会你至于有今天吗！

　　我承认，警察说得对，我的确后悔了。我如果不加入黑社会，我现在早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了，我的女人海霞十七岁跟了我，到二十岁，我离开她时，她已经给我怀过三个孩子了。前两个我知道，后一个我不知道。我记得海霞在东风镇卫生院打掉的孩子，那是个男孩，海霞看到那个打掉的孩子后大哭一场。她骂我，说老三啊，你真是没人性，那可是你的儿子啊！可那时我一点都没觉得自己没人性，我每天生活在惶恐与恐惧中，一个海霞已经让我感到多余，如果再多出一个孩子，还不麻烦死我？

　　刚知道自己被判“无期”的那些日子，我万念俱灰，虽然天天有死的想法，可在监狱里，死是那么容易的吗？所以，后来，慢慢的，我也就不想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些天，我除了吃，就天天躺着，像一头即将赴死的猪。我天天躺着，也天天想一个问题，我究竟是怎么成为一个黑社会的，我这样的人为什么最后会加入黑社会，而不是像那个作家，最终加入作家协会，隔三差五上个报纸，偶尔还能在电视上露个小脸呢？

　　2

　　入狱的最初几年，我时常收到他从外面寄给我的书刊，他的书刊都和文学有关。我也想过要重温旧梦，把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时干的那件让他鼻尖出汗的事拾起干干。监狱里有份四开四版的小报，叫《新生报》，和我在外面的那张报纸很像。而且不久之后我就实现了梦想，在上面发表了两篇真心悔过的文章，讴歌了伟大监狱对我们这些社会渣滓的改造功德。我不是个聪明人，但我是个乖巧的人。给《新生报》投稿我开始是想获得加分并减刑，而不是想成为一个作家。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天真，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我重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我后来变得越来越像中年以后多病缠身的母亲了——那样一个在北京城读过大书，年轻时杀伐果断的人，却每餐饭前都要到东屋的墙柜上给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牌位烧香念佛，向形而上的神仙俯首称臣。我在监狱中想这样干，是罪有应得，可母亲为什么呢？

　　母亲的经历在我们四顷地是个经久不衰的传奇，她写的钢笔字至今还被一些人当字帖临摹。一想起我的母亲，我的心就充满自豪。母亲是真正的大家闺秀，母亲的父亲是海军高级军官，母亲的母亲也出身书香门第温文尔雅。遗憾的是，母亲嫁的第一个男人并不是我父亲。那个男人，在我同母异父的老姐出生一年多时，就在一棵大梨树上把自己吊死了。他吊死时，我大姐刚刚过了9岁的生日，后来我大姐回忆起她的父亲，说她父亲死时，身上的劳动布裤子上都是补丁，而他脚上的黄胶鞋也破得开了线，露出了大脚趾头。她说她父亲一声不吭地躺在自家屋地刚卸下的一块门板上，无声无息，他再也不会给她理发，吹笛子了……每次大姐回忆起父亲，眼睛都会红一圈，我记事后，她和家里人一生气，就会往岭后她父亲的墓地跑，在他父亲的坟前无声哭诉……她哭诉什么？她有什么可哭诉的？那时我还小，但很小我就开始学会洞悉人类情感的真谛了。我说过，如果我后来不成为黑社会，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比作家更像作家的人。

　　大姐哭诉的是她母亲——当然也是我母亲。因为她父亲上吊不到一年，我父亲就招赘到她家中。那时大姐已经10岁，已经知道恨——她是那么恨。恨她的母亲，恨我父亲。每次看到父亲从矿上回来，和母亲在一起卿卿我我，她就气得浑身颤抖。母亲一生不幸，三次婚嫁。在她经过的三个男人中，她和我这个矿工父亲的感情最好。父亲虽然是个草莽矿工，大字不识一个，却是个情商极高的人，比她任何一任丈夫都知道疼她爱她。大姐后来常常说到父亲，说那些年母亲生我后得产后风，几乎瘫在床上，什么活都干不了，每到周末，从十几里外的矿上回来的父亲都会小心趴到母亲的耳边，问她身体好些没有啊，问她想吃什么，想吃什么他就给做……大姐学说这些的时候，嘴撇着，口气相当不屑。